写经体的出现与佛教的兴盛有密切联系。西汉，佛教自印度始传入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兴盛局面。“宗教传播与信仰的需要，大大刺激了写经事业，社会上也相应地产生了一些专门抄写佛经的人，这便是在敦煌遗书中常见的经生、写经生。他们的书体也被称作写经体。
中国的写经书作多为卷轴，即卷子本。格式固定，一般一行十五字至二十二字不等，上下及行间均以淡墨画丝栏界格。在书法风貌上，写经体样式既受时代书法风貌的一定影响，又具有自身独立的艺术形式语言，且不同时代亦有不同。
写经体多为隶楷正书字体书之。汉魏之时的写经卷子多为隶书，至南北朝及唐代则完全以楷书书之。以正书体来书写经文一方面为表现对佛的虔诚之心，从受持者角度来看，也更容易辨识。当然，为满足众多皈佛信众对佛经的需求，抄写经卷的数量与速度也同样重要，这就决定写经体书写的迅疾性。从写经体的用笔特征上看，魏晋南北朝时写经与唐代写经虽都为
楷书书写，但亦存在较大差距，如以西晋元康六年（296）的写本为例，在结体、用笔上，带有浓厚的
隶书意味。华人德在《论六朝写经体一一兼及“兰亭论辩”》指出：“故写横画都是尖锋起笔，不用逆锋，收笔处重按，转折处多不是提笔转换笔锋，而是略作顿驻后再调锋，以取劲疾。”
唐代写经大大削减从前写经中的隶书笔意，不再求夸张自由与潇洒的意态。而唐代写经的特征如何？因唐代写经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备，从事抄经的人员十分复杂，官方写经手、文人士大夫、民间写手、僧尼及学生均有参与，但水平最高，数量最大者莫过于官方写经手，他们的写经时的书作水平与状态即可反映唐代写经的大势与水准。对此，王元军在《唐代写经书法的审美属性》指出：“这些官方写经手大体是秘书省和口下省的‘楷书手’（又称书手、楷书、群书手）。……这些政府抄经书手都是训练有素的专业写手。”由他们抄写的经卷，由此发给各个州道府县作为参照抄写的样本，而这些经卷抄写时的要求也甚为严格，不但要遵循一整套严密完整的规制（如从题尾标注的书经者、装潢手、校阅者、判官、监制者们的姓名及用纸数量等），书写时的态度要求“细心、耐心、恭谨、严肃”，追求成熟、圆满、规范的艺术效果。“每个字在四方块中极富变化，特别是突出横画、捺画等主笔，在字形中间部位的横画，多破锋直入，类同尖刀，收笔时稍事停顿，即作回锋，给人以迅疾、畅快之感。……唐代写经书法与魏晋时代风格不同，一个重要的方面无异是唐时已经笔画大体匀称，虽然捺笔、横笔也时常显出魏晋隶味，但末笔不是一味放纵，从而也就没有魏晋写经那种视觉上的失重感而形成的夸张美。他又提到唐写经既不同于以抒发性情为目的、不求工拙的文人书写，也有异于民间书法因法度尚不完备而无意带来的“朴实、自然、稚趣”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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