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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碑文是研究我国古代问题所不可或缺的资料。王国维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近年来，碑刻字体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对碑刻的研究也从书法美术转向历史文学等方面。碑刻的产生较为久远，到西汉时期，《史记》摘录了秦代刻石铭文字体，然此时仍属“石刻”，“东汉时期借鉴宗庙碑、下棺碑的形制，石刻形制渐成制度，始自称为‘碑’。”东汉碑文内容不同，刘宝楠《汉石例》搜集两汉碑刻字体，并将其分为墓碑、庙碑、德政碑、墓阙、杂碑等五类。其中有前人未可识者，以碑文的内容进行区分。然碑石的竖立不仅是为了标识墓主埋葬之地便于后人寻找，碑文的内容也介绍了碑主大量信息。欧阳修《集古录》是北宋现存最早的汉代碑刻字体的整理，收集西周至北宋的汉代碑刻，现存400余篇，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研究成果。北宋赵明诚的《金石录》，现存有 30 卷，成书于北宋末，收集石刻1900多种，后代碑文多以此为参照研究。洪适《隶释》、《隶续》以楷书字体书写碑文，对立碑的时间、地点、人物、史实、形制、所在地，以及疑难字都进行考释整理，以前代的汉碑整理与注疏为材料，加之以本人观点进行研究，是现存汉碑研究专著中最实用，最全面的资料。清代出现了汉碑石刻的集大成之作，一是王昶《金石萃编》，此为通史性碑文整理，共记1500种碑刻，汉碑有80多种（多数为东汉碑刻），详论碑刻的可是年代、尺寸等情况，以隶书抄录，集前代金石名家的分析文字，并附之以作者思想。二是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是对《金石萃编》的补充，其中汉碑字体有70余种，清代治学严谨，对碑文字体的整理更是集前人所不能，陆氏的《金石祛伪》拓展了碑学的研究领域与方式。在碑刻整理方面，高文先生《汉碑集释》对所收集的60块碑刻、摩崖和个别的墓记进行分析，以列碑年代为序，以碑文内容为切入点，对碑的产生原因，发现地点以及碑文字词进行详细分析，对于了解碑文的内容具有很深意义。袁维春《秦汉碑述》主要摘取了秦汉碑刻字体的一部分，并以每行的形式对其进行分析，不论是字体上，还是对碑文意义上都吸取前人经验，解释了秦汉时期碑文创作的原因与时代背景，对姓氏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帮助。徐玉立《汉碑全集》主要以两汉碑文为主，详细记载了所收集两汉碑文的书写时间、出土时间、出土地点、碑文内容以及碑文的图片，对其内容与书写原因进行了分类。毛明远先生《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是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与史籍资料为主，对汉魏六朝的碑刻进行了校对和注引，主要以碑文的内容为主，分析碑文所书写方式与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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