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作为一代君王，除了对朝政无兴趣外，对其他一切“副业”倒是极具兴致，在绘画、诗词、书法、蹴鞠、花石、鉴赏、收藏、音乐等方面均颇有研究，而且还很有天赋。可以说宋徽宗诸事皆能，就是不能为君。在外人看来他整日“不务正业”，颇具闲情的过着文人雅士的生活，作为一代君王他并不称职。但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赵佶绝对是个才气非凡的艺术家，特别是在书画艺术方面天资过人，传世作品堪称绝世佳作。后人评价他为“一代昏君，千秋巨匠”，这既是对他政治能力的谴责，又是对他艺术水平的肯定。
宋徽宗虽涉猎广泛，但在书法绘画领域却独擅专长，在位期间设立了翰林书画院，大兴书学，将书画列入科举考试之中，广招书画人才，将院体画推向了历史的高潮。大观三年，鉴于《淳化阁帖》破旧磨损，且“标题多误”，宋徽宗命人重刻法帖，此次重刻并非简单的翻印，而是将内府所藏的《淳化阁帖》版重新编撰，修订勘误，并另加充实，随后摹刻到内院太清楼下的石头上，因此《淳化阁帖》也被称为《大观太清楼帖》。由此反应了宋徽宗对书法的关切和热爱。
宋徽宗在收藏、鉴赏并学习前人的书法墨迹的基础上，还独创一支，开创了一种新的书体——
瘦金体。该书体长形结体，以瘦硬为风格，上密下疏，用笔果断，抛筋露骨，锋芒尽露，意味绵长。南宋岳珂在《宝真斋法书录》中评价其字体是：“金缕之妙，细比毫发，殆与神工鬼能，较奇逞并于秋毫间。”关于徽宗书体的形成过程，有诸家之见，但多认为宋徽宗主习薛稷、
黄庭坚，以及
褚遂良等人，其中以薛稷对徽宗书风影响为大，这一点已基本达成共识。明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叶昌炽在《语石》中也说：“其书出于古铜甬书，而参以褚登善、薛少保，瘦硬通神，有如切玉，世所称‘瘦金书’也。”薛稷对他书体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宋徽宗“瘦金书体”的创制不仅与其师承有关，与他的阅历以及浪漫主义情怀皆有莫大关系，亦与善习工笔设色有关。工笔画的精细质感，铁线游丝的白描都对此书体之形成影响颇大，但是更不能忽视的是道教对他书体风格的影响，宋徽宗如此痴迷于道教，其独特书体也是在道教思想的潜移默化中孕育形成。当他进行书法创作时，自然会将道教精神和道教哲学无意间流露到艺术作品之中，所以他的书法作品中也自然带有一定的道教情愫和道教意蕴。当徽宗事业不得志时，则在道教的虚无情怀中寻找寄托，徽宗的书法作品则是他道教信仰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的反映，是道教思想在具体的艺术形式中的体现。
提及宋徽宗亲笔签押之作，就不能不说到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张择端完成这幅歌颂太平盛世之作后，首先将它呈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因此成为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作为中国历史上书画大家的宋徽宗酷爱此画，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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