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泼”是一种绘画形式,也是一种艺术精神,饱含民族文化的艺术精神。绘画内容重要,绘画形式更重要。吴冠中先生言:“形式美是绘画的母体。”绘画形式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但不能把形式与内容过于区分对待。英国文艺批评家克莱夫•贝尔提出的“有意味的形式”理论,恰当地说明了绘画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张大千泼墨泼彩中的“泼”是对中国绘画形式的突破与发扬,也是对中国绘画艺术精神的传承与肯定。
绘画艺术中一直存在画什么与怎么画的问题,画什么偏向于绘画内容,而怎么画更注重绘画形式。中国绘画自古讲求法度,注重怎么表现的问题,谢赫的绘画“六法”论从审美品评与技法上为中国绘画提出了概念上的至高标准。其后的院体画、文人画可以说是围绕怎么画展开的。而自宋、元、明、清以来,除少数绘画大家如马远、夏圭、徐渭、八大等在怎么画的形式上有较大突破外,就整体来看,中国绘画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处于一种传承为主、墨守成规的境况之中。艺术文化与时代并进,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民国时期的美术变革异常活跃。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对我国近代美术做出了莫大贡献。但从在尊重中国本体文化艺术精神与意蕴的同时对国画表现形式有较大突破上讲,笔者认为,张大千的贡献不在这三人之下。林风眠讲求绘画的“东西融合”,其墨彩画吸收了欧洲近代表现艺术的合理成分,注重对中国画笔墨技法的应用。但就其画面传达的意蕴审美更偏向于现代西方绘画,与传统国画审美中的意象空灵之美不属同类。徐悲鸿把西方造型方法借鉴应用在国画之中,使其画面空间结构更为厚重结实。就整体而言,徐悲鸿走的还是具象写实路线。刘海粟在国画的表现技法上取得了较大突破,也画泼墨泼彩,与中国绘画艺术精神较为接近。但相比张大千而言,其对传统国画艺术的研究还是没有大千先生功力深厚。
张大千泼墨泼彩绘画的“泼”的表现技法的应用,取法于传统又突破传统,在尊重中国艺术审美精神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时代审美特征的意象大美之作。其泼墨泼彩绘画思想的产生,受到欧洲表现抽象艺术的影响,但影响只停留在思想的启发层面,只是拓展了大千先生的绘画思路与眼界,并没有直接把东西绘画艺术简单地嫁接在一起进行外在的、表象的艺术融合。在这一点上,很多画家都简单地将东西绘画加以类比,停留在观察表现方式与技法的交融上,把西方绘画的透视、空间、造型观念等生拉硬扯地与国画艺术嫁接,其结果是绘画作品给人一种不伦不类之感。如,非要在水彩画绚烂的色彩之中加入墨色,水彩画本是西画,结果弄得不中不西,使水彩画失去自身的语言特色。蔡星仪在《张大千画册》前言中写道:“一个人若能将西画的长处融化到中国画里面来,要看起来完全是中国的神韵,不留丝毫西画的外观,这需要绝顶的聪明的天才,同非常勤苦的用工,才能有此成就,否则稍有不慎,就会变成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等于走火入魔了。”张大千对“泼”的技法应用,不是表象的对欧洲抽象表现艺术的摹画。其泼墨泼彩画中“泼”的技法尊重中国艺术精神,虽受西方表现抽象艺术的影响,但立足点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肯定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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